| （一）
梵語「禪那」（dhyana），意譯靜慮，寂靜審慮之意，亦即謂止息他想、繫念專注一境，正審思慮的心理活動。通常是結跏趺坐而修，故又稱「坐禪」；因為將意念集中於某一對象、極度寂靜地詳密思惟，故亦稱「思維修」，或「禪定」。原為印度宗教家自古以來所遵行的內省方法，佛教亦採用以啟發智慧。釋尊於菩提樹下端坐靜思，覺悟成道，是乃佛教坐禪之始。
大小二乘皆修習禪定，因其目的及思惟對象有異，覺受不同，遂產生種種三昧禪法。「三昧」（Samadhi，或作三摩地），意譯等持，乃定之異名。將心定於一處（或一境）的一種安詳狀態，「等」指心念離開昏沉掉舉、而得平等安靜；「持」指將心念止於一境而不散亂。此一等持狀態，可由多種途徑達致，遂有多種三昧，如「般舟三昧」、「首楞嚴三昧」等的差別。
佛教以修習戒定慧三無漏學為綱要，持戒清淨始可得禪定寂靜，禪定寂靜始能得真智開發。因此，禪定實為佛教的主幹，大小乘各宗皆必修習。後世將禪定與三昧合稱「禪法」，亦通稱「止觀」法門。
「止」（梵語奢摩他Samatha）是止息一切外境與妄念、而專注於一特定對象；「觀」（梵語毘缽舍那vipasyana）是生起智慧以觀此一對象。以止觀為手段，達到定慧的目標。二者相輔相成，如鳥之雙翼、車之二輪，不可偏廢，同為佛教徒實踐覺悟的主要項目，經論已有詳盡論說。因依據不同及體驗有異，乃開各種禪法流派，弘傳不已。
（二）
自東漢以來，佛法逐漸傳入中國，隨著經論不斷譯成漢文，重要的禪法亦移植過來。初期譯師多經由西域諸國來華，迻譯之餘，例必講學，兼且傳授禪法，其中尤以安世高與支婁迦讖的影響較為深遠。二人皆是西域高僧，先後於漢桓帝年間來華，從事佛經的翻譯，是最早的兩位譯師。
安世高，相傳是安息國王子，讓位於叔父，出家修行。他精研阿毘曇學，又擅禪法。於桓帝建和元年（西元一四七）來到洛陽，不久就通曉漢語，為適應宮庭和社會上一些信眾的需要，他著重於禪經的翻譯，共譯出經典九十五部，一百十五卷。其中有《大安般守意經》一卷、《禪行法想經》一卷、《陰持入經》一卷、《道地經》二卷，都是闡釋上座部「禪數」的重要典籍。
支婁迦識，是在桓帝永康元年（一六七）到達洛陽，自靈帝光和元年至中平年間（一七八──一八九），先後譯出《道行般若經》、《般舟三昧經》、《無量清淨平等覺經》（即《無量壽經》之異譯）、《雜譬喻經》等二十三部，六十七卷。其中《道行般若經》為最初介紹般若學於中國之典籍，是後世魏?玄學的先導。他據之翻譯的原本，都是先由竺佛朔帶來的。據推測竺佛朔可能是天竺人，通過西域進入內地。因此，支讖所據的是梵本，但翻譯時則從他自己所熟習部分著手。
當時安、支二師之所以從兩個不同的系統進行翻譯，其因有二：
- 漢桓帝時代，相當於天竺貴霜王朝的迦膩色迦王在位時期。此王推崇說一切有部，所以在他支持下，有部在天竺就佔領道地位，連西域月氏一帶也深受影響。有部是較保守的部派，他們將《大毘婆娑論》刻在石柱上，禁止外傳；不僅排斥大乘，而且對本宗以外的其他部派也不能容忍，並且迫使餘派自尋出路。安、支二師各傳上座部及大乘思想，是跟當時這種形勢相呼應的。安世高精研毘曇學，自然深受有部影響，支讖來自西域，相對受有部影響較小，故而接受大乘思想。
- 從學說方面而言，安世高的重點放在「禪數」上；支讖所譯則重點在於大乘般若。
南傳上座部最講究「禪數」，他們認為戒定慧三學中，戒是根本，而定慧就是實踐，定即修「禪」，慧即瞭解「數」。所謂數，即數法，指毘曇而言。毘曇全稱阿毘曇磨（Abhidharma），一般譯作對法，或數法。其意有二：
- 釋經的分別：經中法相繁多，名目不一，要將之整理分類，一般就以數作為分類的標準，把相關的法分成一類，然後依數序的次第排列為一法、二法、三法……等，這種分類法亦稱為「增一」。在漢譯的《四部阿含》中，有《增一阿含》，經文均帶法數，由一至十一相次編纂，就是應用數法的一例，這在毘曇中佔有極重要的位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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